每经评论员杜恒峰
3月24日，ST岭南公告，公司现有货币资金无法偿付岭南转债，该债券无法按期进行本息兑付。评级机构联合资信将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下调为C，下调“岭南转债”的信用等级为C。同时ST岭南再次提示公司面临的多重风险，包括主营业务遭受重大的冲击，回款情况不佳，资产负债率较高，盈利能力及偿债能力持续下滑，存在流动性压力，以及股票“披星”的退市风险等。
ST岭南面临的危局早已有之。在2020年，公司就出现了4.52亿元的巨额亏损，2021年虽扭亏为盈，但2022年再度巨亏15.85亿元。其中，2022年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亏损4.27亿元，经营活动现金也出现3.13亿元的大额流出，而公司账上资金仅剩6.48亿元，资产负债率攀升至71%，流动负债接近106亿元，应付账款就高达60.8亿元。
就在经营形势急剧恶化之际，2022年9月，ST岭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尹洪卫等人与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旗下企业中山华盈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中山华盈以3.02亿元的价格受让ST岭南总股本5%的股份，同时尹洪卫还将公司总股本17.32%的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中山华盈行使。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尹洪卫变更为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完成国资入主。
“小比例持股+表决权”的模式在上市公司控股权转让中较为常见，这样的设计降低了并购方的资金压力和财务风险，为后续资本运作创造了更多的空间。但对中山国资来说，入主ST岭南并非短期的财务投资，而是为了协助其渡过经营困境、能够持续运营下去。
为解决ST岭南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国资方向其提供了10亿元关联借款，国资平台还提供了2.24亿元融资担保，甚至在2024年9月岭南转债成为首支违约的国资可转债之后，国资方面还收购了146.14万张“岭南转债”，以化解可转债违约风险，稳定债权人信心。加总计算，国资方面对ST岭南总的投入敞口已超过16亿元。
目前ST岭南总市值30亿元，而国资持股比例只有5.62%，对应市值不足1.7亿元，但国资对ST岭南的风险敞口远高于其持股比例，承担了超出其权益比例的责任。更关键的是，国资纾困并不能改变ST岭南经营恶化的现实。
2023年和2024年，ST岭南分别亏损10.92亿元和9.84亿元，2025年前三季度又亏损2亿元，由于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审计机构对2024年年报出具了保留意见。公司还预计2025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在2025年报披露后，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即“披星带帽”。
ST岭南的注册地址位于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当地国资对其进行纾困有一定合理性——上市地位本身就是稀缺资源，对于地方招商、融资、拉动上下游经济发展都有积极作用，不少地方还将上市公司数量、市值等作为当地竞争力的重要宣传指标。
但无论是对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纾困必须要先回答两个问题：一是能否纾困成功，二是纾困的成本能否承担。
2022年三季度，ST岭南有纾困成功的可能，彼时公司仍然有大量的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在账上，只要这些资产能盘活，企业就有恢复正常经营的机会。但是到了2024年三季度，在可转债违约、原实控人违规占用资金等严重问题出现后，纾困成功的可能性已经大幅降低，持续投入能否收回资金的风险也在加大，此时更应当及时止损，而不是持续进行投入。
上市公司数量的“面子”固然重要，但国资保值增值的里子更为重要。国资保值增值，就要尊重市场规则。忽略企业本身质量，“护犊式”地保护本地公司的上市地位，只能延缓企业风险暴露的时间。近年来，不少地方国有资本同样以“小比例持股”的方式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但在入主之后，若上市公司风险暴露无法实现国资保值增值，此时果断止损是更为合理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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